世界语境中的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的勃兴是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优秀的传记作品具有无可比拟的教育功能、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可是，传记文学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却给研究和写作提出了挑战。为此，北京大学近期举办了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成立大会暨传记文学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世界语境中的传记文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位传记学者、作者和出版者出席了会议。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梳理了五十位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的“自述”，讨论了他们的叙事策略，及其背后蕴涵着的文化理想和自我超越的途径。他指出，“自序”与“自定年谱”壁障的打通，同“自传”和“回忆录”的引进密切相关，得益于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但仔细倾听，学者们之强调“我与我的世界”，回避“忏悔”与“诗”，突出“朝花夕拾”与“师友杂忆”，又依稀可辨古老中国悠扬的回声。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主任、北大英语系赵白生副教授指出，一谈到传记文学，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作家有一个共同的模式：“言必称西方”。郁达夫甚至说：“中国缺少这些（传记文学），所以连一个例都寻找不出来。”把西方传记作为中国传记的参照系，其启蒙作用功不可抹，但并未改变中国传记的现状。与胡适归结的原因不同，中国传记之所以落后，更为直接的症结可能是：缺乏职业的传记家意识；亚传记类作品总体不够发达；私人文献被“观念”锁定等。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韩兆琦教授认为，通过不断探讨西方的传记文学，我们不但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视野，而且也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和创作注入了生机。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任光宣教授论述了俄罗斯社会变革与传记文学的关系，认为俄罗斯每经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迎来一次传记文学的复兴。他还扼要地总结了俄罗斯当代传记文学的五大特征，其中包括新传主的出现，家属为历史上曾被否定的人物重新立传和暴露隐私等。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仲跻昆教授从阿拉伯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指出阿拉伯传记文学与宗教与政治的渊源关系。诺贝尔获奖作家克洛德·西蒙的《植物园》是《世界文学》副主编余中先博士切入的个案。他认为，《植物园》不同程度地超越了虚构和自传，是形式探索与生动材料之间的一种联姻。它所体现的思想是，“回忆是零碎的，表达也是零碎的。”因此，他指出，跟罗伯—格里耶有意识地从“新小说”走向“新自传”相比，西蒙是否可以说也从“新小说”走向了“新回忆录”呢？复旦大学中文系李祥年博士分析了战后传记文学兴盛的原因，并探讨了网络和数字化生存方式对传记文学的冲击。